摘要
我跟同事们在校园里最后一次共进午餐。 ⋯⋯我们谈到大家下一步最想做什么，每个人异口同声说：我们要开始写小说了，因为我们再也不能写出事实真相。
——何晓清，前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者，2022年10月
在2019年持续数月的大规模民主抗争后，中国政府于2020年6月30日在香港强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国家安全法》）。这部严苛法律包含过度宽泛模糊的条文，严厉处罚和平言论与活动，成立秘密安全机构，广泛扩大警方权力，收紧对公民社会和媒体的控制，剥夺公平审判权利，并削弱司法监督。
中国和香港政府行动十分迅速，将香港从一个自由社会转变成威权社会。香港当局逮捕大批本地民主运动领袖、社运人士和抗争者，强迫关闭独立自主的媒体、工会和公民社会组织。当局并改造各种部门与制度，使其服膺中国政府。
本报告详述2020年6月以来，香港八所公立大学在学术自由以及言论、结社与和平集会自由权方面的严重倒退。
香港各大学作为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博雅教育传统的一环，曾经享有充分的言论与表现自由。如今，学生、教员和职员们——尤其是专攻当代社会政治议题的本地学人——却感到时时被放在显微镜下检视。他们觉得自己必须谨言慎行，因为只要在言谈、研究、写作、授课或发表乃至合作对象方面稍有失误，就可能使自己或同事惹祸上身，甚至扩大牵连终致判刑入狱。
香港八所大学校方都对以往深具影响力的学生会横加干涉。校方切断对学生会的行政支援，拒绝代收学生会费，收回他们的集会和办公空间，逼迫他们迁往校外而成为与大学分离的法律实体。结果导致各校学生会无法继续作为全校学生选出的代表而有效运作。
大学校方纷纷清空俗称 “民主墙”的公布栏，拆除 “民主女神”塑像和其他纪念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物品，在原地装设大型围栏和花圃等明确的物理障碍，以封堵观点的自由交流。
大学校方对发起和平抗议与集会的学生作出惩处，并广泛检查学生刊物、通讯和活动。校方保安人员（部分出身警界）被授权撕下学生张贴的海报，摄录和监视学生未经许可的公开活动。
尽管人权观察访问到的学生和教员普遍同意校园环境变得十分高压，但关于《国家安全法》对 “实际学术行为”（借用一位学者说法）的影响则有不同诠释。
大多数受访师生表示，他们经常对任何香港和中国的社会政治议题进行自我审查，以避免麻烦。例如，他们在课堂上发表个人意见时，在撰写和研究学术论文时，在申请经费补助时，以及在为学术会议邀请讲者时，都会自我审查。
《国家安全法》对学生和教员的影响，因其身分背景、研究主题、学术地位、以及对中国政府权力动态的感知而有所不同。一名香港学生感叹说，在大学里 “你会觉得自己属于无权无势的一方”，每个人 “手中权力都比你大”。出身香港的学者，尤其是以讲学或其他方式涉及当前香港和中国事务者，特别感到威胁。一名香港学者半开玩笑说，他是 “冒着生命危险”接受本报告访问，另一名香港学者则在受访几天后撤回同意。向我们表示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感到自我审查压力的学者屈指可数——他们或者是物理学家，或者在专长领域声名卓著，或者不是华裔而且持有主要民主国家护照。
少数学者称曾直接遭到审查。其中一位表示，他们多次被系职员阻止开授被中国政府视为敏感议题的课程，包括威胁他们若不听从就得不到终身教职。有四名学者表示，大学校方和学术出版社审查他们的学术论文，其中一位说他曾因一篇论文被自己的学校向警方举报。
受访学者对于《国家安全法》对学术自由的影响各有不同诠释。有些人说它的影响无所不在；其他人则说它的影响微乎其微。有一位学者将学术工作和大环境区别开来： “并不是教学和研究受到影响，而是〔教员与学生〕在其他时间的活动受到影响。”但其他学者认为学术界并非超脱于周遭社会环境的象牙塔，中国政府在香港施展各种手段就是为了改变整个环境，包括奖惩机制和社交信号（social cues）。
中国政府重整了香港各大学的管治架构。由中国政府挑选的香港特区首长兼任全部八所公立大学的校监，有权指派各大学校董会要员，而校董会有权任命大学领导层和主要职员。根据对2020年以来各大学领导层变动的分析，一般而言，与中国政府意见不一致者丧失了权威职位，遵从中国政府路线者则获得奖励。
大学校方似乎无力抗拒政府压力。在某些情况下，校方配合中国及香港政府排除同情民主派的学者。虽然有时难以确知学者遭受处分是否出于政治因素，但促进学术界意见 “和谐”以符合中共观点的趋势十分明显。官方的作法是，利用喉舌媒体对其视为抱有自由主义或倾向民主（即中共所谓 “反华”）观点的学者进行诽谤与恐吓，并对表达这种观点的外籍学者拒绝或不发给签证。各大学随之开除、不续聘或拒绝授与这些学者终身教职。在港任教近三十年的穆嘉（Carsten Holz）教授在2022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清除所有剩下的不听话学者”的方式是 “由校方职员透过歧视措施优雅达成的，这些职员在过分强调行政管理的制度下掌握着学者职业生涯从升等到年终考评、加薪、排课以至学术休假等每个方面。”
有些学者感到不安全而停止讲授 “敏感”课程；有些悄悄撤离香港。其余学者感到更加孤立和被边缘化。这种情况又被政府引为口实以支持其捏造说法，即争取民主的观点来自少数 “麻烦制造者”或应被 “消灭”的 “人民公敌”。
中国政府的总体意图，如其官方声明所说，是对各大学进行 “清洗”。其结果是依照中共观点净化过的高等教育，尽管迄今为止尚能提供高品质教学。
香港各大学是香港社会的缩影：随着曾经生活在自由社会的人们突然被抛进威权体制，他们不得不奋力思考应对之道，为自己的行动寻求理据。
一名学者批评其同事接受知名外国媒体访谈，导致香港入境事务处拒绝该同事延长签证而被迫离开香港。这名学者的言外之意是该同事应该保持沉默。
历史学者何晓清观察到校方行政人员如何在中国政府迅速改造香港的过程中见风转舵：
〔在2019年抗争期间〕即使当时在位掌权者也会吹嘘说“哦，我也有去抗议，我也是黄丝〔民主派〕。” 当整个主流社会都参与示威，他们很容易被视为英雄，也不会有任何后果。 ⋯⋯但是⋯⋯《国家安全法》通过后，⋯⋯政治气候立刻改变，他们便开始一件事⋯⋯接着一件事找你麻烦。
在另一学者口中如此“极速转变的论述空间”之中，人们分别选择顺服、抵抗、以行动保护他人、或作压迫帮凶。有些人选择维护表达空间。例如一名学者鼓励学生在书面作业中表达自己想法，并保证不给其他人过目。另一位担任行政职务的学者则鼓励同事接受一名下笔批判中国领导人的学生，即使这名同事面有难色。他是这么说的：
我的职位能够保护学术自由，就应该去做，因为⋯⋯那里并没有大怪兽。⋯⋯对我来说，它是许多人之间非常复杂的协商过程，没有人是全然被动的，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位子上尽可能保护学术自由。
香港各大学的转变，影响范围不只是香港。香港各大学长期在有关中国的知识生产方面发挥独特作用。这里可以让（包括中国和国际）研究中国的学生和学者在一个相对开放的中文环境当中交流观点、发表著作，而且不受中国政府控制。这个空间非常重要，尤其当世界急于了解迅速在全球崛起的中国，而中国政府又日益积极操弄和控制相关知识。
香港政府应立即废除《国家安全法》和2024年3月通过的第二部国安法例《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港府应释放所有因和平行使基本人权而遭任意拘押人士，包括被逮捕和正在狱中服刑的学者和学生。
相关各国政府，以及跟香港各大学建有合作伙伴关系的外国大学，应主动追踪香港各大学校园中言论审查和威胁学术自由情况，为受到恐吓的学者和学生发声，并定期检讨双方合作伙伴关系以避免成为人权侵害的共犯。
本报告首先讨论研究方法，其后以两章描述研究背景，包括相关香港法例和国际法，以及2010至2020年学术自由状况。第三、四、五章详述2020年《国家安全法》实施后学术自由的倒退。报告结尾对香港和外国政府及大学提出若干建议。
建议
对香港政府
- 立即停止对基本人权的广泛打压，尤其应该废止《国家安全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称国安条例）或使其符合国际人权标准；
- 修改《公安条例》使其符合国际人权标准；
- 释放所有因和平行使其基本人权而被任意拘禁的在押人士并撤回对其控告，包括以两部国家安全法例和《公安条例》逮捕和起诉的学者和学生；
- 检讨并改革大学管治和资助政策，确保其免于政治干预和控制；以及
- 尊重学术自由，致力让大学教员和学生保有持不同观点的空间，包括与中国和香港政府不一致的观点。
对接受政府资助香港各大学
- 停止骚扰学生会，恢复其与大学隶属关系，并为其提供行政协助；
- 为学生和教员处理有关两部国家安全法例的疑虑、风险和逮捕问题提供保密的法律援助与咨询；
- 停止审查学生刊物、通讯和活动，除非有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理由；
- 指示教员只在为教育目的而绝对必要时才能在课堂上录音录影。有此情形时，应事先告知学生并允许其选择缺席，课堂录音录影应尽速删除，并在移除相关录音录影时通知被摄录者；
- 为教员征聘、升等和取得终身教职程序制定明确和透明标准；
- 确保学校保安人员执行职务时不侵害校内学生基本自由；以及
- 监测并公开报告所有学生和教员遭审查、骚扰与恐吓事件，以及校方为解决相关侵害所采取的措施。
对与香港各大学建有合作伙伴关系的外国大学
- 共同或个别主动追踪香港大学校园遭到中国和香港政府直接或间接骚扰、监控、审查或威胁的申诉事件。
- 定期评估支持与保护香港学生与教员的最佳方式，包括透过：
- 提供保密的检举或申诉机制；
- 为外籍学生和教员安排获得保密的免费法律援助与咨询；
- 审核潜在合作伙伴、外包合作方以及各项活动的主要发言者，排除涉及镇压的国家当局，确保合作关系不致为政府骚扰、监控或威胁提供正当理由；
- 发布明确的学术自由政策以保障在香港各大学就读或从事研究工作的学生和教员；
- 声援在香港遭受骚扰与恐吓的本校学者和学生；
- 要求在香港的合作伙伴大学采取适当措施保护学生和教员的学术自由；
- 为可能遭受或已经遭受香港和中国政府迫害的香港学者和学生提供奖助学金名额；
- 支持因参与学生运动、或因其学习或研究课程而面临骚扰或威胁的香港学生到海外留学；以及
- 定期检讨合作伙伴关系并采取适当行动，包括适时暂停或终止特定伙伴关系或活动，以避免成为人权侵害的共犯。
- 校内香港和中国留学生较多的大学，应结合其保护香港与中国学生和学者不受中国政府跨国骚扰的政策，检讨与香港各大学的合作伙伴关系。
对担任香港研究资助局学术评审委员的外籍学者
- 与其他评审委员合作，讨论保护评审程序免于审查和自我审查的方法，包括建立监测和投诉机制；以及
- 要求为批准和拒绝资助制定明确、透明的标准。
对大学排名评鉴机构
- 在大学评比项目中纳入学术自由。
对各大学和学术出版社
- 监测中国和香港研究出版品中的审查和自我审查问题，并在年度报告中不含细节地公布相关事件。
对关注香港人权的各国政府
- 施压香港政府采取前述各项行动以维护学术自由；
- 制裁打压香港人权的中国和香港官员；
- 提供人道主义管道，包括学者和学生签证，救助面临迫害和其他严重伤害的香港学生和学者。
- 在英国，这种管道以英国海外国民（BNO）签证计划的形式存在，但应考虑扩大该计划以纳入所有在英国管治期间出生的香港人。现在，举例而言，有些英治期间出生的香港人因为当年父母未申请BNO护照而不受该计划保障。
- 跟进2020年50多位联合国专家要求追究中国政府侵犯人权责任的呼吁，包括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专题讨论，以及成立调查任务就严重人权侵害作进一步调查和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