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是经济状况引爆抗争的最新一个国家。今年7月，学生游行抗议该国最高法院决定恢复他们认为有利执政党支持者的公职配额制度。孟加拉政府强硬镇压导致400多名示威者丧生，抗议之火一夕燎原，纵然法院削减配额也无法降温。 8月5日，总理哈西娜（Sheikh Hasina）宣布辞职。
与此同时，肯尼亚年轻人于6月发起抗议，因为国会批准的加税法案竟使贫民蒙受最沉重负担。草案中对卫生棉征税的计划更成为政府为偿还国家债务不惜压榨人民的象征。 7月，总统鲁托（William Ruto）将法案退回国会修订，但零星抗议仍不断发生，间接引发尼日利亚民众抗议经济改革推高生活成本，以及乌干达抗议政府腐败的示威。
这些事件紧接着前一年巴基斯坦和安哥拉因为政府削减能源补贴而爆发的抗议。 2022年，斯里兰卡也因为政府债务违约而发生全国示威，导致总统弃职逃亡。
激发各国抗争的原因或许不同，但有一条线索贯串其中——对令人忍无可忍的经济体系深感愤怒。全球各地的生活成本都在上涨，大多数人的工资却未相应提高，同时利率上升又迫使许多国家将很大一部分收入挪用于偿还债务，排挤原本就资金短绌的公共服务，例如医疗保健和教育。
但抗议人士的怒火并非仅仅来自对贫困的绝望。执政党将公务员职位据为私产，又降低私部门的劳工保障。为了还债削减电费补贴，而非对富人落实税则。忽视公共服务，却放任腐败横行。在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这么多人——尤其年轻世代——愿意起身对抗通常十分残暴的国家铁腕，都是为了共同对抗滋生不平等的体制。
我们应当倾听他们的呼声。各国政府——以及在塑造经济政策方面举足轻重的各种全球机构——大都（如联合国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德许特所说）相信「经济成长将带来所有人的富裕」。正因如此，它们点燃了经济不平等的引信。
但这种信念随着债务和气候变迁的压力不断累积已逐渐破产，而各国示威者拒绝接受由不平等的最大受害者来为它买单。
以孟加拉为例。全力发展成衣产业带来了高速经济成长，让孟加拉成为世人赞叹的发展奇迹。但政府吸引外资的方式是尽可能降低租税，加入受国际税务规则驱动的「逐底竞争」，并允许企业支付不足以温饱的贫穷工资。
结果，孟加拉成为全世界赋税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收入跌落谷底也迫使孟加拉政府于2022年申请国际货币基金贷款。不出意料，凡是近年受到经济问题引发的抗议风潮冲击的国家，几乎都曾向国际货币基金求援。但它的贷款条件表面上以稳定经济为目标，实际结果往往加深贫穷和不平等。
与此同时，许多政府受到独惠富裕国家的国际体系严重制约。利率提高导致偿债负担飙升，但全球债务重组体系日趋瘫痪。
我们需要以尊重和促进人权为根本的全新经济模型——人权经济。这个概念将尊重人权置于全球经济体系各个面向的核心地位，从债务到课税、再到国际金融机构。
有鉴于对成长的耽迷与环境永续经济有所杆格，人权途径强调资源的公平分配，使其可以挹注各种人权的实现，例如普遍获得优质医疗保健、教育、社会安全，并确保人人得到足以维生的工资。
这种典范转移的可能性绝非空中楼阁。各国政府于8月16日以压倒票数支持制定新的联合国税务公约，已向前迈出一大步。这部公约若能通过，便有机会修改导致孟加拉陷入高成长、低收入困境的这类规则，可望帮助发展中国家新增数十亿美元的收入。
许多富裕国家对这部公约抱有疑虑，但这些国家应当了解自己的命运与其他国家息息相关，不能忽视促使各国抗议民众走上街头的危机。人们奋起要求应享的权利，理当得到不仅是表面上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