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哪里，拿哪个国家的护照都不重要。[中国当局]可以在任何地方恐吓我，而我完全无法反抗。”
──拥有欧洲公民权的维吾尔穆斯林，华盛顿特区，2019年9月
中国政府将人权视为根本威胁。而它的反击则成为对国际人权体系的根本威胁。
在国内，中国共产党因为害怕政治自由撼动它的政权，建构出一个奥威尔式的监控国家，以及精密的互联网内容审查系统，监测并压制所有公开的批评言论。在海外，中国利用它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打击批评者，对人权保障体系发动自该体系于20世纪中期形成以来前所未见的强烈攻势。
北京长期致力构筑“防火长城”，防止中国人民接触任何来自海外的批评政府言论。政府现在更打紧打击批评者本人，不论他们是代表外国政府或受雇于外国企业或大学，抑或是通过实体或虚拟途径参与公开抗议。
全世界没有第二个政府，把一百万少数民族关起来强制灌输思想，任何人胆敢指责它这种高压统治就要被它攻击。尽管也有别的国家犯下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但没有一个政府如此坚决有力地伸展政治肌肉，破坏可能向它追责的国际人权标准和机构。
如果任其横行，北京的行动可能带我们走向一个反乌托邦，到那时，人人都难逃中国审查，羼弱的国际人权体系不再能制衡政府的压迫。
确实，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当今对人权的唯一威胁，由人权观察《2020世界人权报告》即可看出。在许多武装冲突中，例如叙利亚和也门，交战各方常公然漠视为保护平民免于战火蹂躏而订立的国际准则，例如禁用化学武器和禁止轰击医院。
其他地方，独裁的民粹主义者靠著妖魔化少数群体攫取政权，继而为保住权力而破坏各种制衡力量，例如独立记者、法官和维权人士。有些领导人，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印度总理莫迪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等等，对遭中国破坏的同一套国际人权法加框设限，以敢于主张所有政府都应受同样标准拘束的“全球主义者”为假想敌煽动群众。
有几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过去至少在某些时候足以作为捍卫人权的后盾，现在大多背弃理念。另一些国家因为面临国内的挑战，只能偶而出手护卫。
不过即使在如此令人不安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反人权举措的范围与影响仍十分突出。其结果是人权理念的“完美风暴”──一个强大的集权国家，一伙臭味相投的统治者，原本可能站在人权一边的国家陷入领导真空，还有一批令人失望的民主国家嘴里崇尚人权却乐于贩卖绞杀人权体系的工具。
北京的思路
北京攻击人权的动机源自其统治地位依赖镇压而非人民同意的脆弱本质。尽管中国经济持续数十年傲人增长，但主要是由十几亿人民终获解脱而自力脱贫所带动，中国共产党害怕自己的人民。
对外自诩有能力代表全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骨子里非常担心公共舆论和政治组织脱离束缚的后果，因此很怕让自己面对公众检视。
其结果是，北京必须面对一个难题，要管理一个巨大复杂的经济体，却没有基于政治自由而来的公共参与和辩论。由于没有真正选举，党的合法性主要来自经济增长，于是中国领导人非常担心经济增长放缓将导致民众向政府问责。但不论是鼓吹“中国梦”的民族主义运动，或大肆宣扬见仁见智的反贪腐工作，都难以改变前述基本现实。
习近平主席的治理，造成中国数十年来最普遍、最残暴的压迫。近年来小幅度开放人民就公共事务表达意见的空间，全都被坚决封堵。公民团体全被查禁。独立新闻媒体片甲不留。网络交流大受限制，代之以统一指挥的逢迎谄媚。少数民族和宗教遭到严酷迫害。法治的微小进步前功尽弃，退回中共传统的”以法管治”。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有限自由也岌岌可危。
习近平已成为中国自毛泽东以后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他建立无耻的个人崇拜，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宣传“习近平思想”，并提出建设一个强大但专制国家的宏大远景。为了确保它能继续将自身权力置于中国人民的需要和欲求之上，中共展开对政治自由的坚决打击，让民众除了服从党的领导之外别无他想。
不受约束的监控国家
甚于任何其他政府，北京已将科技作为其镇压的核心。一个噩梦般的系统已在新疆建成，中国西北这个地区存在著大约1,300万穆斯林──维吾尔、哈萨克和其他突厥裔少数民族──以及世人从未见过的最具侵犯性的大众监视系统。中国共产党一向极力监视人民中的任何异议迹象，但不断增强的经济手段和技术能力的结合，已演变成一个前所未见的大规模监控政权。
它表面上的目的是防止几年前发生的少数几件据说由分裂主义分子犯下的暴力攻击再次发生，但它的运作强度远超过任何可预见的安全威胁。当局动员一百万党政干部做不速之“客”，定期“访问”并且留宿在部分穆斯林家庭进行监视。他们的工作是查探并举报“问题”，例如是否有人在家里祈祷或表现出虔信伊斯兰的行为，和海外亲属联系，或者那怕一点点不忠于共产党的迹象。
这种人盯人监控还只是冰山一角，是一场数字大戏的类比式前奏。把国际公认的隐私权抛在一边，中国政府在全区每个角落安装配备人脸识别技术的摄像头，利用手机应用程序输入人工观察和电子化检查站取得的数据，并对所获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
如此汇集的数据被当局用来决定哪些人应被拘捕接受“再教育”。这项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任意拘押行动，导致至少一百万突厥裔穆斯林被剥夺自由，强迫接受无限期的监禁与思想灌输。大量监禁又造成无数“孤儿”──双亲被拘押的儿童──他们现在被送到学校或公营孤儿院，同样接受思想灌输。新疆一般学校的儿童可能也面临类似的政治思想训练。
这些措施显然是要剥除穆斯林原有的信仰、民族认同或独立的政治观点。在押人员想要重获自由，必须令监管人员相信他们已经成为说汉语、扬弃伊斯兰教的习近平与中共信徒。这种厚颜无耻的做法反映一种极权主义冲动，总想要改造人民的思想，直到他们接受党的无上领导地位。
中国政府正在全国各地建立类似的监控和改造系统。其中最出名的是“社会信用体系”，政府说要利用它来惩罚不良行为，例如不守交通规则、拖欠法庭费用，同时奖励优良行为。人们的“信用”──由政府评估──决定他们能否取得所欲的社会财，例如在宜居城市生活、送孩子就读私立学校或搭乘飞机、高铁旅行的权利。目前政治性指标尚未纳进系统，但随时可以加入。
可怕的是，这种监控性国家机器还可以对外输出。很少国家有能力调动像中国在新疆部署的庞大人力，但相关技术已是现成可得，吸引那些不重视隐私保护的国家，例如吉尔吉斯斯坦、菲律宾和津巴布韦。出售这种侵犯人权系统的不是只有中国企业──也包括德国、以色列和英国企业──但中国的平价产品对于想要模仿其监控模式的国家而言更具吸引力。
中国作为富裕专制的榜样
许多独裁者都对中国投以羡慕眼光，因为它结合了成功的经济发展、高速的现代化和表面上极为稳固的政权，非常诱人。不但没有受到全球排挤，中国政府反而迷倒世界，其非民选领导人所到之处都被奉为上宾，且经常主办各项国际盛会，例如2022冬季奥运。目的是把中国描绘为开放、好客又强大的国家，即使它正朝向残酷的独裁统治沉沦。
以往一般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将带来具有权利意识的中产阶级。基于这个迷思，我们不需要去谴责北京的高压统治，只要跟它作生意就好。
时至今日，几乎已不再有人相信这种自私自利的想法，但许多国家又找到新的方式为现状辩护。它们继续以追求中国的经济机遇为首要目标，而且不再假称它是促进中国尊重人民权利的一种策略。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已经证明经济增长可以强化专制独裁，使它得到巩固政权的工具──不惜代价维护权力，从雇用更多的安全人员到维护审查制度和建立全方位的监控性国家机器。支撑独裁统治的资源如此庞大，足以抹杀全中国人民过问政府施政的能力。
上述各种发展听在全世界独裁者的耳中有如天籁。他们的统治，我们若想到中国便可能相信，不需要自由的辩论和竞争性选举这些碍手碍脚的东西，也可以带来繁荣。甭管历史上不受问责的政府多半导致经济凋蔽。
虽然已故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常被独裁统治的支持者拿来说嘴，但更多的独裁者──津巴布韦的穆加贝、委内瑞拉的马度罗、埃及的塞西、苏丹的巴席尔或赤道几内亚的姆巴索戈──把国家带向了衰败。不受问责的政府总是重视自己的私欲超过人民的利益。他们偏袒自己的权力、家族和附庸。常见的结果是怠忽职守、经济停滞、长期贫困甚至恶性通货膨胀、公共卫生危机、乃至经济崩溃。
即使在中国，不受问责的政府体制也不容许那些被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甩在后头的人发声。官员吹嘘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以言论审查屏蔽有关不断扩大的所得差距、歧视性的公共福利、选择性的反贪起诉以及五个孩子就有一个是父母在外地打工的农村留守儿童等信息。他们极力掩饰国内巨型基建项目伴随著强迫拆迁、流离失所和人员伤亡，以及食物和药物不安全且缺乏管制造成受害者终身病痛。他们甚至故意低估身心障碍者的人数。
况且，只要稍微回顾中国当代史，就不难发现政府不受问责所导致的巨大人命损失。今天高倡中国奇迹的这个政党，就是不久前发动灾难性的文革、大跃进夺走几千万人性命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对全球规范的进攻
为避免在国内压迫人权招致全球反弹，中国政府正试图破坏维护人权的国际制度。中国当局过去一向抵制来自外国的人权关注，指责其侵犯中国主权，但在做法上相对温和。现在，中国开始胁迫其他国家在国际论坛上对它表示赞赏，并且跟著它一起向国际人权体系发动进攻。
北京似乎正在按部就班地将依赖其援助或贸易的国家组成它的啦啦队。只要跟它作对就可能受到报复，例如瑞典就曾被中国威胁，因为有瑞典民间团体颁奖表扬出版批评中国政府书籍而遭中国逮捕并强迫失踪的（瑞典籍）香港书商。
北京的取径与国际人权的宗旨背道而驰。当别人看到有人受迫害必须维权，中国统治者看到的却是实现人权的先例可能回过头来束缚他们。中国政府利用自己的声量、影响力、有时甚至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阻止联合国采取行动保护世界上最受迫害的人民，使联合国转身背弃遭俄叙联军无区别空袭的叙利亚平民、遭缅甸军方烧杀掳掠的罗兴亚穆斯林，遭沙特为首联军轰炸及封锁的也门平民，以及因为马杜罗纵容贪腐而饱受经济萧条之苦的委内瑞拉人民。在以上所有事件中，北京总是宁愿坐视受害者自生自灭也不愿立下维护人权的先例，以免自己的高压统治未来同样遭遇挑战。
北京的方法通常有一定程度的细腻。中国政府接受多项国际人权条约，随后设法加以重新诠释或阻碍其执行。它逐渐擅于在表面上配合联合国审查其人权记录，实际上极力阻挠坦诚的讨论。它不让国内异议人士出国，也拒绝重要国际专家入境；他发动盟邦（其中许多国家本身也以高压统治出名）为它唱赞歌，而且经常睁眼说瞎话。
即使是经济权利，北京也不希望让它的进展受到独立评估，因为独立评估重视的不是它的首选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而是要测度中国的最弱势群体，包括饱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和农村留守人员的生活情形。北京当然也不希望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进行独立评估，因为尊重这些权利将建立起它视同洪水猛兽的问责制──对公民维权人士、独立新闻工作者、政党和独立法官负责，以及自由公平的选举。
推动者
这场对人权的全球性攻击虽由中国主导，但不乏有志一同的共犯。他们当中包含一群专制、独裁政权和君主国家，高度热中于破坏可能向他们追责的人权体系。他们还包括一些表面上致力人权但更垂涎中国财富的政府、企业甚至学术机构。
更糟的是，过去经常坚定捍卫人权的几个国家失去了行动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喜欢拥抱友善的独裁者，胜于护卫他们不屑一顾的人权标准。欧洲联盟在英国脱欧冲击、民族主义成员国作梗和移民问题导致分裂之下，很难再对人权问题发出强有力的一致呼声。就算阿尔及利亚、苏丹、黎巴嫩、伊拉克、玻利维亚、俄罗斯和香港人民都为了争取人权、民主、法治走上街头，汇成激动人心的全球抗争浪潮，民主国家多半也只做出冷淡且选择性的支持。这种言行不一，让中国更容易主张对其人权记录的质疑是基于政治动机而非原则。
面对中国的高压统治，很少人打破沉默。在7月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首次有多达25个国家共同对新疆的超常镇压表示关切。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害怕激怒中国政府，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按照惯例在理事会议上朗读声明。相反地，这群揪团自保的国家仅仅用书面提交了联合声明。虽然这种情况在10月的联合国大会上有所改变，由英国政府代表同一群盟邦宣读另一类似声明，但起初的犹豫足以表明，即使最坚决的国家也非常不愿意正面挑战中国。正是这种胆怯，造成中国广泛侵犯人权却能在国际圈子里不受追责。
其他国家的政府都巴不得拥抱北京。为回应前述两次集体责难，中国政府组织了它自己的联合声明，大言不惭地称赞中国在新疆推动“打击恐怖主义和去极端化举措”，使当地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提升。” 多达54国政府连署，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人权侵犯者如俄罗斯、叙利亚、朝鲜、缅甸、白罗斯、委内瑞拉和沙特阿拉伯。这群高压统治的政府可能没有多少信誉，但光凭其数目就足以说明少数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对抗中国将是一场多么艰苦的战斗。
人们原本期待伊斯兰合作组织（伊合组织）──由57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组成的团体──能为受迫害的新疆穆斯林仗义执言，就像他们抗议缅甸军方对罗兴亚穆斯林实施种族清洗一样。那知道，伊合组织反而发表了谄媚文章，盛赞中国“照顾国内穆斯林公民”。巴基斯坦──尽管作为伊合组织协调员应有责任大声抗议对穆斯林的虐待──也大力支持这种做法。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当中，土耳其和阿尔巴尼亚支持由联合国对新疆进行独立评估，卡塔尔则退出了中国的反声明。总体而言，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约有一半拒绝接受中国粉饰在新疆所作所为的企图──这是重要的第一步，但比起如此大规模的人权侵犯实在远远不够。
伊合组织成员国和其他不愿挑战北京的国家还应邀访问新疆，参加中国政府为反制外界批评它拘押穆斯林而组织的宣传行程。如同一座用假信息构筑的长城，中国当局竟指鹿为马，将大规模剥夺自由说成“职业培训”活动，然后安排外交官和记者访问团去采访一些“培训学员”。这些与穆斯林囚犯自由交谈的难得机会，马上戳破了官方说法。刻意安排的表演常常太过荒唐可笑反而露饀，例如强迫一群囚犯唱英语童谣《若你感到快乐就拍拍手》。
这些徒具形式的访问团不是为了令人信服，只是为这些不批评北京的政府制造借口，做为它们冷漠无情的遮羞布和挡箭牌。
到中国访问的世界领袖们，包括那些自诩拥护人权的，表现也不是太好。例如，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于2019年11月访华，却没有公开提出人权问题。访华领袖们总是说他们会在私下场合与中国官员讨论人权，做为公开保持沉默的借口。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幕后途径真能起到任何作用。
光靠静默外交，无法令一个寻求被国际社会接纳为值得尊敬成员的国家感到羞愧。反之，官员们面带微笑的照片加上对人权的公然沉默，只会让世界──以及，最重要的是，真正能推动变革的中国人民──感到这些访华贵宾对北京的高压政策漠不关心。
中国力量的要素
中国当局能够有计划地反击外界对它的人权责难，一部分是靠着集结它的经济影响力。没有任何中国企业有能力忽视中共的指令，因此当中共下令对某个批评北京的国家实施惩罚────例如停止采购该国产品──中国企业只能选择遵照办理。于是，任何想跟中国做生意的外国政府或企业如果公开反对北京镇压，它将面临的不是一家一家的中国公司决定如何应对，而是中央的统一指挥，使它冒着丢掉整个中国市场──占世界经济百分之16──的风险。举个例子，休斯顿火箭队总管因为在推特上表示支持香港民主抗争而激怒中国政府之后，美国国家篮球协会（NBA）在中国的所有11家官方商业伙伴──包括旅游网站、牛奶生产商和连锁速食店──马上中断与它合作。
特朗普政府是少数敢于对抗中国的政府之一，最有效的证明就是它在2019年10月将新疆公安厅和八家中国科技公司列为侵犯人权共犯而予以制裁。但美国官员谴责中国违反人权的强硬发言常被大打折扣，因为特朗普不时赞扬习近平和其他较友善的独裁者，包括俄罗斯的普京、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埃及的塞西和沙特阿拉伯的本・萨勒曼，更别提特朗普政府本身违反人权的国内政策，例如在美墨边境强迫儿童与父母分离的残忍和非法行为。
这种不一致使北京更容易轻视来自华盛顿的人权批评。此外，特朗普政府为维护以色列而错误地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为中国政府在这个捍卫人权的核心机构施展更大影响力铺平了道路。
中国发挥影响力的重要工具是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倡议，它是一项数万亿美元的基础建设和投资计划，旨在帮助中国取得70个国家的市场和自然资源。由于其他投资方经常缺席，“一带一路”为中国争得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友谊，尽管中国以各种欺骗手段将成本转嫁到它声称要援助的国家。
中国的操作方法通常会导致“受益国”的威权体制得到强化。以“无条件”贷款闻名的“一带一路”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权和环境标准。可能因工程项目受损害的民众几乎没有任何机会表达意见。部分项目通过枱面下交易达成协议，成为贪腐温床。有时，它们让统治菁英从中得利又巩固权力，却让人民背负沉重的债务。
有些“一带一路”项目已经恶名昭彰：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口因为无法偿还债务而被中国取得99年的使用权；肯尼亚政府为偿还修建蒙巴萨－内罗毕铁路的贷款，打算强迫货运业者加以利用，放弃其他价格更为低廉的选项。有些国家，包括孟加拉、马来西亚、缅甸、巴基斯坦和塞拉利昂，已经开始退出“一带一路”项目，因为它们缺乏经济效益。但大多数陷入困境的债务国仍渴望继续博得北京的恩宠。
因此，“一带一路”的贷款实际上并非“无条件”，而是企图将一套必须支持中国反人权议程的政治条件强加于人。它意味着在中国对内镇压面前保持沉默甚至鼓掌叫好，以及为北京破坏国际人权机构提供协助。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就是一个例子。他的政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受益者，他在访问北京时对新疆的穆斯林同胞一言不发，该国外交官则对“中国照顾国内穆斯林公民的努力”表达无以复加的赞赏。同样的，喀麦隆获得中国免除数百万美元债务之后，随即发言谄媚北京：谈到新疆，它赞扬北京“充分维护少数民族行使合法权利”，包括“正常的宗教活动和信仰。”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官方发展银行的全球影响力不断扩大，但缺乏必要的人权保障措施。中国出资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表现也好不了多少。它的政策要求在资助项目中注重透明度和问责制，并应纳入社会和环境标准，但没有要求银行查明并解决人权风险。该银行的74个成员国中，有许多号称尊重人权的政府：欧盟多数成员国，包括法国、德国、荷兰、瑞典和英国，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颠覆联合国
我们原本以为这个机构可以在政府侵犯人权的时候保护我们。但它没什么不同。
──中国人权捍卫者谈联合国，日内瓦，2016年6月
中国政府对于外界在国内人权问题上施压非常敏感，因此向来毫不犹豫在国际论坛上极力保护自己的形象。联合国以促进普世人权为核心宗旨之一，自然成为中国的首要目标。它的压力已经达到最高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直不愿公开要求北京停止对突厥裔穆斯林的大规模拘留，反而对北京的经济实力和“一带一路”倡议赞誉有加。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中国通常会反对几乎所有批评特定国家的人权议案，除非把内容淡化到相关政府可以接受的程度。近年来，中国曾经反对谴责缅甸、叙利亚、伊朗、菲律宾、布隆迪、委内瑞拉、尼加拉瓜、也门、厄立特里亚和白罗斯侵犯人权的决议。中国还试图扭曲国际人权框架，主张经济发展先于尊重人权，倡导“合作共赢”（后来改为“互利合作”），将人权表述为自愿合作而非法律义务的问题。
当中国的人权记录于2018年到2019年在人权理事会接受例行审议时，中国官员威胁持批判立场的各国代表团，同时鼓励友好国家多提肯定意见。北京还在专为公民社会团体保留的发言名单中塞进许多官方背景的团体，为它的人权记录擦脂抹粉。同时，中国外交官向审查机构提供显然不实的信息，威胁各国代表团如果出席关于新疆虐待问题的小组会议就要承担严重后果，并且企图阻止关注新疆的民间组织在理事会发言。此外，中国当局还在联合国议事厅外举办大型图片展，描绘维吾尔人多么幸福而且感激政府。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中国政府极力避免它在新疆的作为成为讨论议题。中国常与俄罗斯并肩合作，日益积极利用它的否决权防范安理会对人权问题采取行动。例如，尽管联合国实况调查团已经建议对缅甸军方高层涉嫌种族灭绝罪进行侦查起诉，北京仍明确表示绝不容忍对缅甸施压。安理会只是要讨论委内瑞拉人道危机，就遭到中、俄共同反对──虽然并未成功。9月，当3百万平民面对俄罗斯和叙利亚军机无区别轰炸，中国却加入俄罗斯以否决权阻止安理会提出停火要求。
全球审查
我们自己检查自己。…[参加学生沙龙的] 每个人都害怕。光是这种恐惧，我认为制造这种恐惧，真的有用。
──—大学生，温哥华，2018年6月
除了长期性的措施，例如审查对外国媒体网站的访问，限制海外来源向国内公民社会团体提供资金以及拒绝向学者和其他人签发签证之外，北京还充分利用企业的营利动机，将审查制度扩大到国外评论者 。近年来令人不安的是，外国企业接二连三屈服于北京的指责，或为员工批评中国的言行认错。
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威胁要解雇支持或参与2019年香港民主抗争的员工。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迪斯（Herbert Diess）告诉英国广播公司，他“不知道”新疆有成千上万穆斯林被拘押的报道，尽管大众汽车早在2012年就在新疆建厂。万豪酒店开除一名社交媒体账号管理员，因为他在推特上对一则称赞该公司将西藏视为国家的推文点赞，该公司并保证“不再发生这种错误。” 会计巨头普华永道否认香港报纸刊出的支持民主抗争声明代表该公司立场，据说该声明是由四大会计事务所的员工集资买下版面。好莱坞电影为避免中国敏感内容而自我审查的例子日益常见，例如1986年《壮志凌云》（台译《捍卫战士》）的最新续集中，台湾国旗从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的飞行员夹克上消失。
这份名单很能说明问题。首先，它说明能在中国引发众声怒责的事物可以多么微不足道。即使“防火长城”已让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海外不见意见，即使中共已投入大量资源审查国内社交媒体、并在上面大做宣传，中国的有力行动者仍然一见外国批评就火冒三丈。考虑到这种敏感性，即使北京没有下令，渴望跟中国做生意的公司往往也会约束自己和员工的舌头。
其次，它说明中国的审查制度正在成为全球性威胁。在中国运营的公司不得不遵守审查制度，这已经很糟。如果连它们在世界各地的员工和客户也被强加审查制度，岂不更可怕。我们不能再假装中国压制独立言论只是它的家务事。
言论自由的问题也在世界各地的大学校园出现。为了维持通常缴纳全额学费的中国留学生来源，大学很容易找借口避免造成他们不悦。在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都有亲北京学生企图阻挠有关香港、新疆或西藏人权问题的校园活动。或者有些中国学生很想参加有关国内禁忌话题的校园辩论，但因为担心被人向中国当局举报而却步。各大学碰到这种情况很少公开维护言论自由的权利。
这种趋势只会更恶化，因为北京刻意吸收海外中国公民做它的传声筒，互相监视举报对习近平统治的任何异议。例如，中国驻美大使馆官员曾接见一群马里兰大学学生，赞扬他们谴责一名在毕业典礼致词批评中国政府的中国留学生。
中国当局还经常威胁海外异议人士的国内亲属，逼迫他们停止批评保持沉默。温哥华一名科技业顾问说：“如果我公开批评[中国共产党]，我父母的退休福利、他们的健康保险都会被取消掉。”多伦多一名中文报纸记者的父母在中国因为她的工作而受到骚扰，她说：“我在这里感觉不到言论自由。我无法自由报道。”
随着中国技术向海外扩展，审查制度也成为一种威胁。微信（一种结合手机短信应用程序的社交媒体平台，在中国海内外华人圈广泛流行）会审查政治信息，并可基于政治理由封锁帐户，即使用户位于中国境外也一样。
迎接挑战
巨大的威胁需要等量的回应──在北京迎头攻击下维护世界人权，还有许多工作可做。虽然中国政府势力强大又敌视人权，但它作为全球人权威胁的崛起并非不可阻挡。迎接这一挑战需要彻底摆脱傲慢自满和因循苟且，需要所有仍然相信一个以人权为重的世界秩序的人们作出前所未有的回应。
各国政府、企业、大学、国际机构和其他人都必须与那些为维护自己权利而奋斗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作为首要原则，任何人都不应将中国政府等同于中国人民，否则就是将政府滥权归咎于被剥夺了选择权的全体人民。相反地，各国政府应支持中国国内的异见人士并公开表明，因为没有真正的选举，北京不能代表中国人民。
正如各国政府已不再提倡只靠贸易就能促进中国人权这种一厢情愿的假想，同样应当扬弃的是静默外交有用这种自我安慰的错误观点。当这些政要声称访华时曾经讨论中国人权纪录，应该追问的是中国人民──推动变革的主要动力──有没有听见他们的讨论。人民因为这次访问感到鼓舞还是幻灭？他们听见了同情与关切的话语，还是只看到签订更多商业合同的照片？如果能定期、公开指责北京进行镇压，各国政府将能拉高侵犯人权的成本，同时让受害者获得力量。
驳斥这种中国模式，即政治高压下的经济增长，只需要指出不负责任统治的风险，例如中国被抛在后面的数千万人口，或者津巴布韦的穆加贝或委内瑞拉的马杜罗对国家的重创。另一异曲同工的方法是，提醒大家注意世界各地独裁者如何声称服务人民实为图利自己。
各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应该为中国的“无条件”贷款和发展援助提供令人信服的、尊重人权的替代方案。它们应该利用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组织的成员身份，推动在开发过程中追求最高人权标准，而非促成全球竞相向下看齐。
致力促进人权的各国政府应该敏于察觉“中国例外论”隐涵的双重标准，避免不知不觉受到影响，使北京可以推卸侵犯人权的责任，比它贫穷弱小的国家却要面对质疑。如果这些国家要求缅甸官员为其虐待穆斯林的行为负责，为何中国官员不必？如果它们关切沙特阿拉伯或俄罗斯用金钱收买合法性的作为，为何不关切中国的同样作为呢？如果它们鼓励有关以色列、埃及、沙特阿拉伯或委内瑞拉侵犯人权的辩论，为何忽略中国呢？它们正确地批评特朗普政府在美墨边界将儿童与父母无情拆散，为何不同样质疑中国政府在新疆将儿童与父母拆散呢？
各国政府应郑重抵制中国以分而治之的战略确保其压迫获得默许。任何一个国家若单独面对寻求中国经济机会或高声反对中国压迫的抉择，多半会选择装聋作哑。但是，如果各国政府联合起来抵制中国对人权的蔑视，力量对比就会不同。例如，如果伊斯兰合作组织对中国政府镇压新疆突厥裔穆斯林发出抗议，北京就要一次报复57个国家。中国经济不可能抗衡整个世界。
同样道理，各公司和各大学应该制定实施与中国打交道的行为准则。强有力的共同标准将使北京更加难以孤立那些挺身维护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机构。建立标准还可以让原则问题成为机构公共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者也就更容易向这些机构提出要求，不可为争取中国商机而屈服于它的审查制度，而且绝对不能靠中国的侵权行为获益或助纣为虐。各国政府应严格监管有助提升中国大规模监控和镇压能力的技术，并应加强隐私保护以防监控系统扩散。
各大学尤其应该提供空间，让中国的学生和学者可以研究和批评中国政府，不必担心受到监视或举报。大学绝不能容忍北京压制任何学生或学者的学术自由。
除了发表声明外，致力人权的各国政府应当加倍进行跨区域的宣导工作，以期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提议成立实况调查团，让全世界了解新疆的现况。各国也应推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新疆问题，让中国官员了解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
更根本的问题是，联合国会员国和高级官员应捍卫联合国作为人权的独立声音。例如，在联合国成立实况调查团之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人权理事会专家的报告至关重要。如果中国成功让联合国在人权议题上失去作用，将是所有人的灾难。
致力人权的各国政府也不应继续将中国视为可敬的伙伴。对中国官员的红地毯待遇应以人权的实际进展为前提。进行国事访问，应公开表达让联合国调查员自由进入新疆的要求。必须让中国官员感觉到，只要他们继续压迫自己的人民，就永远不会得到他们渴望的尊重。
更明确地说，凡是直接参与大规模拘押维吾尔族的中国官员，都应列为不受欢迎人士。他们的外国银行帐户应该被冻结。他们应该担心自己的罪行可能受到法办。此外，在新疆兴建或协助营运拘留所的中国公司，以及任何利用囚犯劳动或提供监视设备和大数据处理的公司，都应予以揭发并施压促其停止。
最后，全世界应该认识到习近平关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调言论，其实是一种威胁──北京所定义并容忍的世界人权愿景。各界应当认识到，中国政府正在试图否定并重塑国际人权体系，这一体系的基础是相信每个人的尊严都值得受到尊重──无论是否危及官方利益，国家都不能对人民为所欲为。
除非我们想回到一个人民任由主子玩弄摆布的时代，否则就必须抵制中国政府对国际人权体系的攻击。该是表明立场的时候了。数十年的人权进步正危在旦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