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促使全世界尋求利用科技維持人際聯繫並遏制病毒傳播。學校、辦公室和關鍵公共服務為了因應封城而轉移到線上。世界各國政府都試圖從各種個人數據追索病毒的傳播軌跡。從某些角度看，疫情證明了科技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它也凸顯並擴大了存在已久的人權保護漏洞，不分線上、線下。
當疫情來襲，許多國家提出或延長監控計劃，其規模和侵入性均屬空前，它們錯誤地認為全面監視有助於限制人們的行動，進而遏止病毒傳播。在莫斯科，政府利用該市龐大的人臉識別攝像機網絡，以及一種「社交監測」追蹤APP執行隔離命令。中國使用一種算法不公開的APP對使用者的感染風險進行評估，據以限制其行動。在巴林，自我隔離或檢疫期間必須使用「BeAware」（警覺）APP，它會將定位訊息傳送到中央政府伺服器，並在使用者離開手機時向當局示警。
在其他地方，無所不在的大規模監控引發了激烈爭論，即如何減輕為緩和新冠病毒傳播而進行數位監控的最嚴重人權風險。各國政府、企業和一些隱私權倡導者正在開發「保護隱私」的數位接觸者追蹤方案。
2020年4月，谷歌和蘋果公司推出一種支援手機APP的軟體，試圖利用藍芽訊號追蹤與新冠病毒陽性使用者的接觸，其構想來自一群歐洲學者與技術人員設計的開源協定。兩家公司承諾要強力維護用戶的隱私與安全。按照它們的規則，接觸者追蹤APP必須由政府或其代理機構開發、屬自願性質、不收集定位數據、盡可能收集最少數據，而且盡量不存入中央管理的資料庫。私營企業能制定出這些條款，顯見科技業者的權力之大。
但這些設計上的選擇，反映出對弱勢群體使用科技產品的方式，以及他們在線上面臨的威脅所知有限。他們預設的手機追蹤邏輯——即每個用戶連結一支手機——並不符合某些人的使用經驗，例如移住勞工或難民，他們必須分享手機，負擔不起經常連線的費用，或者常常遇到斷網。巴林和菲律賓的維權人士與科技專家也告訴人權觀察，企業所承諾的隱私保護機制恐怕無法充分減輕廉價手機的安全弱點，尤其在廣泛實施數位監控的國家。
迄今，接觸者追蹤APP防止新冠病毒傳播的有效程度仍眾說紛紜。在澳洲，政府推出了一種同樣依靠藍芽掃描的新冠病毒追蹤APP，但沒有像蘋果和谷歌那麼完善的隱私保障。政府對這種APP作了設定，將某些用戶的數據提供給公共衛生單位，理由是為了接觸者追蹤的必要。但衛生官員事後坦承，這個耗資1,240萬美元開發的APP，並未發揮揭露密切接觸、防範疫情爆發的預期效果。手寫紀錄等低技術方法反而證實更加有效。
這種APP啟用的前9個月，在新南威爾士找到了17例手寫接觸者追蹤法未能發現的密切接觸，又在一次疫情爆發期間找到544例接觸。在這544例當中，有2人確診陽性。政府沒有公布用戶數據，並以維護公共安全為由拒絕一家報社要求訊息公開。
急於採用數位接觸者追蹤系統，也打開了隱私與安全問題的潘朵拉盒子。
澳洲有超過七百萬人下載政府APP，但其中近三分之一使用的是帶有錯誤和安全缺陷的較舊版本。在新加坡，政府坦承其「合力追蹤」（Trace Together）接觸者追蹤APP及藍芽追蹤器所收集的數據也提供警方執行部分刑案偵查，違反政府原先的承諾。新加坡政府後來制定新法，將警方利用「合力追蹤」數據偵辦特定刑事犯罪合法化。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所使用的其他接觸者追蹤技術，也造成人民的敏感個人資料（包括定位）被政府和未經授權使用者獲得。
政府若依賴這些風險性、侵入性和未證實的技術，也可能危害到社會保障措施。據報導，美國有21家失業保險機構為了防範詐領福利，使用人臉識別軟體對前來申領失業保險或其他疫情福利的人士進行掃描。這種作法無異強迫申請人放棄隱私權，交換救命援助。也有許多人在社交媒體上抱怨，用軟體進行身分驗證的困難導致他們遲遲無法領取救濟。
在美國申領福利存在一系列技術問題，這種困難只是最新一例。自疫情開始以來，許多人都反映網站頻繁故障或關閉，各州失業求助熱線等待時間過長，以及因為密碼重置協議被迫等候郵件登錄憑證。延誤領取救濟金的家庭被迫縮衣節食、拖欠賬單並放棄必要的醫療服務。
將社會保障系統移到線上，也加劇了數位落差的影響。在英國，有530萬成年人被政府歸類為「非互聯網用戶」，低收入戶、身心障礙人士、年長者、女性和某些少數民族成員使用互聯網或智能手機的比例也相對較低。儘管存在這些嚴重的不平等，英國政府仍要求絕大多數民眾通過網路申請「通用信貸」（Universal Credit），即該國社會保障支付系統，而且線下替代方案極為有限。其結果是，無法使用互聯網或缺乏數位識讀技能的人很難在網路上證明自己符合申領資格。
全球「重建更好明天」措施的一環即是加強利用科技與數位化，這種呼聲可能日益響亮。但是，如果沒有認真反思其人權意涵，便有可能加深不平等，並使政府和私營企業獲得強制與監控群眾的強大權力。
關鍵在於，科技如何、以及為誰增益價值。如果科技確實有助於疫情防治與疫後復原，就必須進行公開、多元、透明且真誠的公共討論，確認何種類型的公共數位基礎設施最符合大眾需求。換言之，不能再將科技視為強制與監控的工具，或將疫情當作大規模收集個人數據的機會。任何科技應用應當基於人權標準，以人人得享尊嚴生活為其重心。
